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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向明:湾区城市走向GNP时代与三龙湾的发展对策

来源 |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撰稿 | 马向明总工程师审核 | 马向明总工程师编辑|总工程师室蔡焕仪

全文共6575字,阅读大约需要17分钟

背景

2020年6月9日,佛山三龙湾举行成立一周年活动,展示一年来工作成果,吹响新一轮项目建设号角。我院总规划师马向明被三龙湾聘为发展顾问,应邀出席活动并作了发言,以下是马向明总工程师的发言内容,供交流学习使用。

首先要感谢组织方的邀请!朱荣远老总提起了一个很好的话题:三龙湾是怎么来的。借着他的回忆,我们看到三龙湾的诞生跟科技创新是密切相关的。接下来,我想借着这个机会讲讲科创走廊与三龙湾的发展,因为我在2017年负责了广深科技走廊这个项目,之后每次见到朱总,他都说广深城际科技走廊不存在,而我每次都说将来会有的。因为这个缘故三年来我一直在跟踪走廊的变化,我今天就再细化一下,讲讲科技走廊与城市发展的关系。首先,我讲三个观点:

01

湾区城市发展从GDP时代走向GNP时代

湾区城市在国际化中走向新的阶段,我称之为“从GDP时代走向GNP时代”,这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城市发展遇到两个瓶颈:一个是国际贸易的摩擦,中国产品外销遇到越来越多的摩擦,现在中美贸易就很清楚了。要知道过去出口是我们城市发展的三匹马车中的重要一匹。另一个瓶颈是城市增量受限,用地指标,以及人口增长都受限。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存量增长时代”,城市不能大面积扩张,土地规模、人口规模都不能像过去一样大面积扩张。

在这背景下,我们看到中国的对外投资不断增加,因为外销受阻,很多企业就要到外面去投资。我们这就能理解,为什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纲要》把大湾区确立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要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支点?因为我们的对外投资是不断增长的。

为什么企业出去需要提供支撑?我反复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很清楚,“一带一路”是我们走出去分享市场、原材料等等。那为什么企业走出去,我们国内要提供支撑?这是因为“一带一路”上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法律、税务制度等等相关的不同。任何一个企业走出去,会面临各种风险,所以在国内需要有支撑,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

世界上走出去的国家,比我们走的更早的国家有日本。日本在90年代跟美国发生贸易摩擦,贸易摩擦的直接结果是在外面大量投资,这带来一种与过去不同的现象,是日本的GDP增速小于GNP,国民收入总产值的增速大于国内生产总值,因为它(的企业)很多是在世界各地生产和运营。

这种增长对企业有什么改变呢?看看日本的案例还是很有意思。丰田汽车是全球性跨国公司,它在日本形成很强大的研发能力,大量的产品是在日本进行设计,有了成型的想法、设计和试产之后,再在全球各地根据不同的市场需求进行一些本地化,在当地设立生产机构,比如在美国设立生产厂和研发机构,但所有的idea是来源于日本,来自丰田总部。在这个基础上,才是有它的全球战略,(面向)中国市场、美国市场等等。丰田汽车一年全球卖1000多万辆,而在日本市场每年只卖150多万辆,大量的是在美国、中国等地方销售的,它的钱是在全球,日本当地只是占其中一部分。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公布以后,大量的企业开始在这里设点,说明企业要走出去,需要寻找一个支点,这个支点为什么是大湾区?因为这是中国走向“一带一路”最便捷的地区。大湾区南边就是东南亚、中东、非洲,这是北京、上海地理区位比不了的,这也是为什么大量企业会到大湾区来的原因。

企业以总部作为支撑,到世界各地赚钱,世界各地市场作为它的盈利空间场所。那么这对城市有什么影响呢?今天我们说佛山是一线城市,一线城市的最大特征是税收占GDP的比重远远高于后面那些城市,目前最高的是上海,100元(的GDP),交税有42元。为什么广州财政老说自己穷?100元GDP才产生19%的税收,深圳是26%。为什么深圳比广州高?难道深圳税率比你高吗?不是的,是因为深圳有很多总部企业,华为赚的是全世界的钱,但利润在深圳汇集。所谓总部经济,本质就是总部企业在这里,它在全球谋划生产、盈利,然后汇集到这个地方。由于它是全球运营的,所以带来这些城市的资金量进出是很大的,这些头部城市的资金运营是远远高于后面这些城市的。同时,它的国民收入也远远高于后面的,因为它是全球赚钱,因为员工是股东、有股份,一个阿里巴巴上市,几百个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就出来了,这就是全球企业带来的影响。

我们说佛山变成了一线城市,当然这里有城市的变化,但我认为最根本的还是企业有变化,企业推动城市往前走,这正如深圳是企业推动城市超越广州。佛山原来有2个世界500强,现在出现“海天”,原来做酱油的也可以成为准500强,这很厉害。佛山有大量的、几万家企业,如果不断有这样的企业在这里涌现出来,将来这些企业会不断推动佛山在一线城市走得更前。过去我们的城市“引进来”的时候,是这些跨国公司从世界各地通过香港到珠三角来投资,它们自带资金、技术、人才、产品设计,哪怕法律顾问都是自带,然后到珠三角来投资。珠三角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提供园区、便利的交通,就做这两件事情。法律制度是国家之间签订的,有了法律制度保障,城市就搞交通、园区建设这两件事情,别的事情都是跨国公司自带进来的。那将来我们的企业要“走出去”,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这些企业从中国走出去,它要从这些出去的城市带着人才、技术、资金、法律服务的支持,所有的支持要从这里带上,去到“一带一路”的国家投资,它才可以很好的运营。当佛山有越来越多企业在全国、世界成为名企,在世界市场运营的时候,就需要佛山的城市功能要有更全面更强大的支持,没有这种支持,企业是不可能在外成功的。概括起来就是这张图,过去我们是“引进来”的时候,只须提供一个生产空间、水电加廉价的劳动力;将来我们的企业要成为跨国公司,自带(资金、技术、人才、产品设计)这一切走出去的时候,城市要提供各方面的支持,哪怕是人才也需要城市的支持,这就是巨大的变化。以工业用地扩展为主的GDP时代,只要搞搞园区、交通就行了,当我们要支持企业到世界各地赚钱的时候,这时候园区扩得再大,如果城市支持功能不足,都达不到一线城市的地位,也就只是生产基地。但现在产能过剩,运出去又会面临国际贸易摩擦,靠大量的扩张生产空间、扩大工业用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城市要进入到GNP时代,要到全世界去赚钱,要成为总部。

02

知识经济的本质是一种合作经济

从2017年开始,我就老看着旧金山湾区的这张图,去到美国也老在琢磨,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出现101创新走廊?日本也有东京-神户走廊?经过研究发现,这当中还真是有一套逻辑。知识经济的本质就是合作经济,文献指出创新包括了三个层面,两端是主要的,一端是研发,所以一要有大学等研究机构,另一端是要有企业把它转化成产品,中间的层面是各种转化的创新,或者今天流行的说法创客。大学把钱变成专利,企业把专利变成钱,任何一个环节脱钩都不能成为产业。大学不可能自己把钱变成专利,又把专利变成钱,这样就不是大学了。任何一个企业、一个城市都不可能把三个环节都涵盖起来,大部分只是做其中一部分,以它善长的部分为主。同时,创新要素需要有浓度。创新需要面对面,分散就没有创新的氛围,所以要素一定要有浓度,有浓度就是大家要聚集在一起,于是不同的机构企业就沿着交通干线聚在一起,这样面对面方便,于是就有所谓的创新走廊。

我们看到创新走廊,有的是依托大学,有的是依托企业聚集的,如美国(西海岸的创新走廊)是靠101高速公路串起来的,(走廊上的)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把三个环节都解决,苹果搞了技术的这段,还需要另外一段作支持,中间要有交通联系,它本质上是一个相互分开而又合作的东西。广深的要素分布也是这种状况,深圳有深圳的特色,香港有香港所长,广州有广州的资源。香港的大学很厉害,有很多创新人才,(表中的)这些人都很有名,在机器人领域很有名。但香港最大的问题是市场,它只有700万人,市场限制它进一步发展,(香港的研发创新)要发展,必须进入大陆,否则研发也没有市场。任何一个城市都存在这样的状况:有所长,有所短。广深创新走廊一提出来,我们看的是香港北上、深圳北上、广州南下,这跟过去的本质上的区别在哪里?在工业化的时候,我们以港口作为依托来办港口工业,我们恨不得把城市建到海上去,因为海上运输很好,过去有人提出在伶仃洋上建海港,建港口工业区,我们恨不得跳到太平洋的中央去建海港城市,因为那里离美国市场更近。但在知识经济的时候,你需要大学、需要研发,大学不在海上,大学都在陆地上,这就决定了,一旦要讲合作,所有海边的城市都要掉转头来跟内陆城市合作。比如当旧金山转向知识经济,意味着它要跟内湾的斯坦福大学、内湾的圣荷西等城市合作,它不合作就没有戏。深圳一讲创新就会讲到光明新城,为什么光明新城可以做科学城?因为中山大学在那里,因为松山湖在附近。为什么中山大学选光明新城而不选别的地区?因为中山大学离广州近,它天生往北。所以创新一来,深圳往北,广州往南,广州要寻求跟香港、深圳的合作就要往南,而不是像当初知识城一样往北,因此,创新经济本质上是一个合作经济。我们回过头来看,2017年我做这张图的时候,这(广深之间)是一个走廊状。后来我觉得它不仅仅是创新的事。本质上说,苹果不仅仅是创新公司,它还是一个总部经济,总部需要的不仅仅是大学的合作,还需要资金、法律、会计事务服务等等,这些东西在哪里?在旧金山。所以创新时代不仅仅是说我有一个园区就好了,你还要跟核心城市建立联系。知识经济的本质是要有中心城市、有大学、有支柱企业,所以它是城市之间合作的更高阶段。

03

流空间作为一种权力空间

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预测到,从工业文明进入知识文明,将来主导社会发展的是各种“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这些围绕着“流”来组织空间配置形成的空间被他成为“流空间”。这个“流空间”组织方式跟过去传统城市的“中心地”组织原则是有巨大区别的。“流空间”在知识经济社会里起到支配性作用。“流”分两种:一种是物理的,如轨道、人;还有(虚拟)空间的IT信息,如大学机构、研发信息港。这些东西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这些“流”并不像卫星一样不停地转,而是要有一个个着陆点,城市就成为“流”的着陆点。伦敦十字火车站就是典型的流空间,第一,欧洲十字火车站总部在这里;第二,有伦敦艺术大学等研究机构的东西;第三,有google等龙头企业。有了这三个东西奠定,交通+研究+龙头企业,伦敦这块地方就成为当地知识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吸纳大量的创新要素在这里聚集。

这个“流空间”的形成,本质上是跟“权力空间”相互作用相互结合在一起的。这里所指的权力空间也不单单是政府公权力,还包括社会权力和企业权力。为什么?因为交通的网络是权力决定的。过去有钱就能修马路,现在有钱也修不了轨道、轨道枢纽,这是由上级权力决定的。你有钱可以办工厂,但办不了大学,这是跟权力意志相关的东西。当然还有社会权力,这个权力不仅仅是政府权力。我们看看在广深创新走廊提出后创新要素的聚集。省里在2017年提出了四个重点实验室,他们分别去了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巨头。广州提出“一区三城”,把南沙改为科学城,谋划出了七大科学装置。南沙原来是依托港口发展工业,现在转为科学城,跟中国科学院、香港合作,这些都是上层才能决定的,这些具体的项目都是跟权力决定相关的。深圳的光明科学城,现在跟松山湖共建国家科学中心。现在国家科学中心有哪几个?北京、上海、合肥,深圳是第四个,这是上级决定的。光明科学城现在建四个(科学装置),还谋划三个,总共是七大科学装置,还有两个大学。整个广深科技走廊,看上去是一条廊,最后发现大量的研发要素都是在两个权力中心聚集的,广州、深圳,以它们两个为中心聚集。在交通方面,早期的南沙规划工业用地、物流,依托港口建港口工业区,而这几年南沙最大的变化是谋划出一个“十字交叉”的人流枢纽出来。深圳修了一条沿海公路到茂名,广州把它按到南沙设站,18号线通下去之后,进一步往中山伸延,这就形成“十字交叉”。过去南沙说它是地理中心,说了几十年,这才实现了中心:是“流中心”不是地理中心让南沙成为中心。广州进一步谋划用28号线把东莞中心区、佛山中心区、广州中心区这北部三大巨头串联起来,广州这个十字中心枢纽的地位就牢牢控制住了在“流空间”的中心性。

我们再看看整个珠三角网络,珠三角轨道进入以后,出现大量的枢纽,广州有8个,深圳有4、5个。深圳过去铁路才一条,怎么现在有4、5个枢纽?就是因为它城市级别高,不断跟上面谋划,最后搞出大空港、西丽等一系列的枢纽。这其中还出现“灯下黑”的情况,比如说中山,它本来是直对深圳,因为南沙的存在,很多东西都要拐到另外一个权力中心设个点,否则它过不来,所以这个物质网络的形成受权力谋划的影响很大。这要回到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城市是什么?有学者(赵燕菁)说城市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所以城市要卖地建学校、建马路。华东师范大学范今朝教授说,城市是公权力的聚集地。有人的管理的地方,就有各种公权力,范教授认为,这些公权力聚集在一起,就形成城市。这个视角很好地解析了为什么首都这么厉害,省会这么厉害!因为它聚集的权力高了,好大学、医院等等好的东西都聚集在权力中心。知识经济本质是跟大学、人相关的,所以这些东西都聚集在这些有级别的城市。英国著名的规划大家PeterHall指出:英国在知识经济时代出现了“岛屿经济”现象,过去工业化时代,英国可以均富贵,但知识经济一来,知识聚集地要有大学和各种文化设施,没有这些的地方就没有知识经济,于是知识经济都聚集在行政中心地形成“岛屿经济”。三龙湾通过朱总前面说的各种谋划,已经从过去的边缘地区形成了更高的架构。我们在权力的谋划能力上已经比原来高了一级,否则三龙湾以镇的级别跟广州谈,根本就没有对话的基础,而上升到了佛山市这一级,在权力谋划上就是一个更高的平台。

04

对三龙湾未来的发展的建议

在前面三点认识的基础上,我对三龙湾未来的发展提出下面三点建议:第一,在发展定位方面,三龙湾要融入大湾区创新网络里面去,这是肯定的事情,但创新功能的发挥需要有很多相关的功能支撑。所以我们要关注广佛超级都市圈的空间再结构化的机会。在两市地铁和平台的共同引导下,广佛都市会出现“井字”型结构。这个“井字”结构核心区能够聚合广佛两市的势能,形成能够支撑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广佛极点。前期千灯湖跟佛山旧机场挪开之后,通过28号线串联成平行带,这条带是东西向的上面一条。下面这条带是三龙湾+广州南站的国际创新,这是第二条东西向的带。这两条带一叠加,广佛超级都市就形成“井”字型结构,各自有一条南北轴,广州一直拉到南沙,佛山也是一条南北轴下来,加上两条东西轴,三龙湾是佛山在这个结构中关键的一点。

第二,我们不是权力中心最高的那一级,有什么突围的方式?目前看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用智力跑赢权力”。松山湖就是典型案例,当权力还没有意识到知识经济这么重要的时候,它先走了一步。松山湖2000年开始做规划,2003-2005年办大学,2008年选定散裂中子源项目。这时候广州、深圳根本不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重要,别的大科学装置有什么重要,所以它是偷跑了。华为进驻之后,深圳就只能跟它联合来做。第二种是南海千灯湖做的,“用执行力跑赢权力”。当时白鹅潭要开发,千灯湖也要开发,广州是等级高的权力中心,但等级越高它的决策链越长,决策会很慢,而且它关注的东西太多了,注意力往往不集中,这时候你能坚持持续执行,就可以跑赢它。第三种是“营造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广州的琶洲就是这样的,作为商业城市广州在互联网经济中是落后的,深圳、杭州比广州领先很多,但是目前广州在琶洲把国内主要互联网公司都装进来了。琶洲在珠江新城边上,这个空间是不可抗拒的,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拒绝这种吸引力。深圳互联网再厉害,大湾区最大的互联网公司聚集地还是在琶洲这里,你营造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也是一种致胜的办法。如果说松山湖是以“先”、千灯湖是以“快”制胜,那琶洲则是胜在“慢”。因为琶洲这块地的规划2008年就做好了,广州坚持不达期望不开发,这块地就在守望中留空了十多年。正是这种慢,守来了超越的机会。现在,有了琶洲这个互联网经济的龙头板块,广州整个城市都在吹响向数字经济转型的号角。对于三龙湾来说,首先是要强化谋划能力,比如在交通方面要放开思路谋划,广佛的跨城交通目前是广州拉了个十字型,很精彩。佛山也应该这样,不要老是呆在自己的地方里面。佛山已经是一线城市,要把佛山的轴立起来,向东边打通到广州去,上面是广州的28号线,下面再立一条过去,三龙湾就成为人员交汇的地方。不要说这条地铁只到顺德,不连中山,佛山要跟中山协调,让信息流、人流通到三龙湾,你才能掌握主动性,这才是一线城市,不要老是觉得自己是二线城市。其次在用地布局上要有战略留白,留白一些好地,将来吸引龙头企业或骨干机构的兴趣,龙头企业和一些重要的科研机构一来就好了。因为我们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新东西涌现出来,南沙发展20多年,它是根据环境变化不断地调整,将来三龙湾也是要不断的调整。第三,我们要立足广佛,不仅仅是跟广州,还要跟深圳、港澳合作形成一种多元的格局。作为“一带一路”走出去的重要支撑,企业的需要是很多元的。比如金融,深圳的更多,广州有一部分。企业以此为总部,需要多方面的支持,不仅仅是大学的支持。也不仅仅是工业用地,还包括各种生活设施。佛山跟港澳合作,可以极大提高佛山的公共服务水平,港澳的公共服务水平比珠三角高很多,还有刚才说到的生态、环境方面,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05

结 语

过去我们“引进来”的时期,政府的职责是相对简单的,就是解决园区和交通,但是“一带一路”走出去的时候,城市提供综合的服务,才能够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支点。佛山的优势是有很多企业,以佛山作为基地走出去,三龙湾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这里面轨道交通各方面是可达性最高的区域之一。

在过去我们“引进来”的时候,全球有各种“流”在环球流动,我们就挖一个“洞”,因为成本低,信息流、资金流就掉下来,但这是过去的方式。现在要“走出去”,因为企业要成为全球“流”的一部分,地方要做很多事情才能把它(企业的“流”)拱上去。过去是挖洞“掉下来”,现在是要生火把它“拱上去”,这个“拱上去”,一方面是企业要努力,另一方面是城市要担起职责,这不仅仅是做路、桥、园区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还有很多综合性的东西。未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们要成为企业走出去的支点,我们城市的角色也会是不一样的,需要发生很大的转变。——2020年6月9日于佛山三龙湾

马向明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级规划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建设部高等教育城乡规划专业评估委员会委员

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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