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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终结与“新封建主义”时代来临

网站文章截图

资本主义终结与“新封建主义”时代来临

作者:茱迪·迪恩(Jodi Dean)

译者:刘昭媛、孙晋

法意导言

本文作者茱迪•迪恩(Jodi Dean)

资本主义由封建社会发展而来,资本主义区别于封建主义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依附形式发生变化和依附程度减弱。但本文认为,近十年间,资本主义正变成新封建主义。科技公司巨头具有直接的政治属性,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互联网领主。而其员工和用户正变成互联网农民,不仅被剥夺剩余价值,连使用其产品本身就在给互联网公司提供数据、创造价值。作者强调,迫于资本全球化的压力,全球各地普遍发生极度不平等的劳资关系;劳动力的异化已扩展至私人财产属性的异化。如果说,曾经奴隶无法逃脱束缚的命运,那么现在的大多数人也同样被禁锢:没有选择的自由。新封建主义加速全球化的极端不平等是毋庸置疑的。本文于2020年5月12日刊登于《洛杉矶书评》,作者茱迪·迪恩(Jodi Dean)是纽约州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政治学系的美国政治理论家和教授。她还曾在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哲学系担任伊拉斯姆斯人文学科教授,她最新的著作是去年由维索(Verso)出版的《同志:政治归属论》(Comrade: An Essay on Political Belonging)。

I.

在《资本已死》(Capital is Dead)一书中,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问道:如果我们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更糟的其他社会制度中呢?这个问题具有挑衅和亵渎的意味,而且令人不安,因为它迫使反资本主义者面对一种据不承认的对资本主义的依恋。共产主义本应在资本主义之后出现,但现在它不在这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还在资本主义阶段?毫无疑问,这种假设阻碍了政治分析。如果我们已经拒绝了严格的历史决定论,我们应该能够考虑资本主义已经变异成某种性质不同的东西的可能性。沃克的问题引发了一场思想实验:目前有什么趋势表明资本主义正在把自己变成更糟糕的东西?

在过去的十年中,“新封建主义”已经出现,并与极端不平等、普遍不稳定、垄断的权力以及国家层面的变化相关联。保守派地理学家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借鉴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对全球自动化经济中极端不平等长期性的强调,他将美国的未来设想为大规模的农奴制。一个没有财产的下层阶级将通过满足高收入者的需要而生存,比如私人助理、培训师、儿童保育员、厨师、清洁工等等。避免这种新封建主义噩梦的唯一办法是补贴和放松对高就业行业的管制,正是这些行业使美国人拥有郊区住房和开放道路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这些行业包括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石油、天然气和汽车,以及公司化的农业综合企业。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对社会主义的攻击中萦绕的农奴制幽灵不同,科特金将敌人定位在资本主义内部。高科技、金融和全球化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在某些方面更类似于封建结构——其流动的障碍往往是无法突破的——而不是混乱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在这个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想象中,封建主义取代了共产主义。中央集权的威胁和对私有财产的威胁这些意识形态因素仍然存在。

一些科技评论员对科技在当代封建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持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批评态度,尽管他们并不支持化石燃料和郊区生活。早在2010年,高科技大师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就在他颇有影响力的著作《你不是小玩意》(You Are Not a Gadget)中观察到了互联网农民和互联网领主(lords)的出现。随着一批科技公司变得日益富有和更加剥削——基于工人的廉价劳动力、用户的免费劳动力以及那些拼命吸引就业机会的城市给予公司的税收优惠,科技公司的所有者们变成了亿万富翁,这一主题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苹果、Facebook、微软、亚马逊和Alphabet(谷歌的母公司名称)加在一起的价值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除了美国、中国、德国和日本)。这些科技超级巨头的经济规模和影响,比大多数所谓的主权国家都要大。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形容他们的统治地位是“封建主义的超现代形式”。

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Albert-Laszlo Barabasi)在他对复杂网络结构的分析中解释了支撑这种新封建主义的手段——以自由选择、增长和优先依附为特征的网络。这些是人们自愿建立联系或做出选择的网络。每个网站的链接数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人们喜欢这些东西是因为其他人喜欢它们(例如,Netflix的推荐系统正是基于这个假设)。复杂网络中的链接分布遵循“幂律”(a power law)(译者注:幂律是两个通俗的定律,一个是“长尾”理论,只有少数大的门户网站是很多人关注的,但是还有一个长长的尾巴,就是小网站,小公司。长尾理论就是对幂律通俗化的解释。另外一个通俗解释就是马太效应,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最受欢迎的条目的点击或者链接通常是两倍第二受欢迎的条目的两倍,而第二受欢迎的条目则是第三受欢迎条目的两倍.以此类推,直到分布曲线的长尾上的差异都变得微乎其微。这种赢者通吃或赢者多得的效应就是分布的幂律形状。最上面的那个明显比最下面的那个多。分布的形状不是钟形曲线,而是一个很长的尾巴。这一曲线上有几个亿万富翁和十亿不稳定的工人。复杂网络的结构意味着,网络中项目越多,高层的回报就越大。它还会引发竞争,争相抢夺注意力、资源、金钱、工作,以及任何具有网络形式的东西。这导致了人们注意力的集中。因此,自由选择、成长和优先依附的结果就是等级制度,在幂律分布的制度下,上层的人比底层的人拥有多得多的权力。

幂律概述图

幂律分布不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是可以被阻止的。但这需要政治意愿和制度权力来实现。然而,20世纪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努力创造条件,以促进而不是阻碍自由选择、增长和优惠依附。

奎因·斯洛博丹(Quinn Slobodian)的《全球主义者:帝国的终结和新自由主义的诞生》(Globalists: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ism)记录了新自由主义的策略,即为了促进全球贸易,削弱民族国家对其经济的权威。受到南营成员(译者注:指发展中国家)中新的后殖民主义国家有组织的一系列要求的威胁,这些要求包括赔偿、争取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稳定的商品价格和对跨国公司的管制,新自由主义在1970年代寻求“规避国家政府的权威”。他们倡导一种多层次的监管方式,一种竞争性的联邦制,让资本约束政府的同时,自身也不受民主控制的影响。用斯洛博丹的新自由主义支持者之一,汉斯·威格罗特(Hans Willgerodt)的话来说,新的竞争性联邦制要求国家“向下与联邦机构分享主权,向上与国际法律共同体捆绑在一起”。

阿兹玛诺娃(Albena Azmanova)的《处于边缘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on Edge)一书没有关注新自由主义的起源,而是展示了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中是如何导致一种新的不稳定资本主义的。推动放松管制和全球自由贸易的政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全球市场从一个“国家经济通过贸易协议整合到跨国生产网络”的体系演变而来。由于这些网络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尚不确定,保持国家经济的竞争力已成为“首要政策问题”。竞争力已经取代了竞争和增长,成为国家的目标,这导致国家不是优先考虑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消除垄断,而是“帮助特定的经济行动者——那些最有能力在全球利润竞争中表现良好的人”。阿兹玛诺娃承认,私营部门一直受益于公共资金,她强调了一种资本主义形式的新颖性,即“公共当局挑选被授予这种特权的公司”。“国家不干预并打破垄断。他们创造并奖励垄断。

垄断集中,加剧的不平等,以及国家对市场的屈从,已经改变了积累,以至于现在通过租金、债务和武力产生的资本增益,与通过商品生产产生的资本增益一样多。阿兹马诺娃(Azmanova)指出,经济中相对不受竞争影响的部门的私有化——能源、铁路、宽带——赋予所有者“食利者的特权地位”。从全球来看,在知识和技术行业,知识产权产生的租金收入超过了商品生产的收入。在美国,金融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大于制造业。资本没有再投资于生产,相反,它被吞噬并作为租金重新分配。定价过程已经远远超出了工厂,进入了复杂的、投机的、不稳定的环道(circuits),越来越依赖于监视、胁迫和暴力。

资本主义正在把自己变成新封建主义。

II.

新封建主义并不意味着社交的或网状的资本主义完全复制了欧洲封建主义的所有特征。它并非如此。事实上,正如历史学家已经成功证明的那样,单一的欧洲封建制度的想法本身就是虚构的。在不同的压力下,不同的封建制度在整个大陆发展起来。从资本主义的封建倾向看当代资本主义,揭示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结构,这种结构具有四个相互关联的特征:分散的主权、新的领主和农民、内陆化和灾变主义。

分散的主权

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艾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认为,主权的分封是欧洲封建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随着罗马帝国政府“让位于东拼西凑的管辖范围,在这些管辖范围中,国家职能在纵向和横向上都是碎片式的”,封建社会出现了。“地方的安排采取各种形式,包括领主和国王、领主和诸侯之间的契约关系,来补充区域管理。仲裁取代了法治。合法性和非法性之间的界限被削弱了。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混合在一起,封建领主通过法律强制从农民身上榨取剩余,部分合法是因为领主决定了适用于其管辖范围内农民的法律。伍德写道,“其结果是将私人对劳动力的剥削与行政、司法和执法的公共角色结合起来。”

在新封建主义制度下,社会的直接政治属性得以重新确立。全球金融机构和数字技术平台利用债务将财富从世界上最贫穷的人重新分配给最富有的人。民族国家促进和保护特定的私营公司。政治权力作为经济权力行使,不仅包括税收,还包括罚款、留置权、资产扣押、许可证、专利、管辖权和边界。与此同时,经济权力保护了那些行使权力的人不受国家法律的管辖。全球10%的财富被储存在离岸账户以逃避税收。城市和州与苹果、亚马逊、微软、Facebook和谷歌/Alphabet联系在一起,就好像这些公司本身就是主权国家一样——政府与它们谈判、试图吸引它们,并按照它们的条款与它们合作。资金短缺的市政当局使用复杂的罚款系统直接没收人们的钱,而这对穷人的影响最大。亚历山德拉•纳塔波夫(Alexandra Natapoff)在《无罪的惩罚》(Punishment Without Crime)一书中记录了美国业已庞大的犯罪体系中轻罪法的巨大范围。穷人和不成比例的有色人种,会因伪造的指控而被捕。为避免因对指控提出异议而面临牢狱之灾,他们还会被说服认罪。不仅认罪记录会被记录在案,他们还可能被处以罚款,而如果他们错过付款,就会被处以更高的费用和罚款。在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的谋杀案后,随着密苏里州的弗格森骚乱事件的发生,我们曾经对这个不合法的系统和不公正的司法体系进行过简单的调查:“城市的市法院和警察机构公开从低收入非洲裔美国人口那攫取数百万美元。“警察奉命”进行逮捕并发出传票,以增加收入。“就像封建领主的奴才一样,他们用武力剥夺人民的价值。

新领主和农民

封建关系有一个根本的不平等,而这使得领主可以直接剥削农民。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描述了由上帝控制的榨取式垄断企业,如水磨,农民们被迫在他们主人的磨坊里种庄稼,这是一项他们必须承担的服务。因此,农民不仅占有和耕种他们并不拥有的土地,他们还生活在封建领主的环境中,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过程和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的管理者和主人。”不像资本家的利润依赖于工人通过生产商品而产生的剩余价值,上帝通过垄断、胁迫和租金来榨取价值。

数字平台是新的水磨,亿万富翁的所有者是新的领主,成千上万的工人和数十亿用户是新的农民。科技公司雇佣的员工比例相对较小,但他们的影响是巨大的,围绕数据的获取、挖掘和部署,他们重塑了整个行业。较小的劳动力数量表明了数字技术的新封建化趋势。资本积累更多的是通过服务、租金、许可证、费用、免费工作(通常是在参与的伪装下)和数据作为一种自然资源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商品生产和雇佣劳动力来实现的。平台将自己定位为中介,构成了用户活动的基础和发生交互的条件。谷歌使得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密集和不断变化的信息环境中寻找信息成为可能。亚马逊让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定位商品,比较价格,并从知名或不知名的供应商处购买。优步让陌生人可以拼车。Airbnb对房屋和公寓也采取同样的做法。所有这些都是由海量的数据生成和循环所实现的。平台不仅仅依赖于数据,它们还生产更多的数据。使用平台的人越多,这些平台就会变得越有效、越强大,最终会改变作为平台一部分的更大的环境。

平台是两头压榨的。与水磨农民别无选择只能使用的境况不同,平台不仅令他们使用平台成为几乎必要的事情(如银行、信用卡、电话和道路),人们使用平台本身也在为平台的所有者生成数据。用户不仅为服务付费,平台还收集用户使用服务产生的数据。云平台提取租金和数据,比如“土地平方”(land squared)。最极端的例子是优步(Uber)和Airbnb,这两家公司依靠外包劳动力来收取不带物业的租金,这些外包劳动力负责自己的维护、培训和工作方式。一个人的汽车不是用来个人运输的,而是为了赚钱。一个人的公寓不是用来个人居住的,而是用来出租的。消费项目被重新配置为积累手段,个人财产成为平台巨头Uber和Airbnb的资本和数据积累工具。这种成为农民的倾向,即成为拥有生产资料但其劳动增加平台所有者资本的人,是新封建主义的。

这些科技巨头都是掠夺性的。就像许多附属国的要求一样,他们的税收减免从社区中收取了资金。他们的出现推高了租金和房地产价格,赶走了负担得起的公寓、小企业和低收入人群。舒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对“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科技封建主义的一个维度——兵役。Facebook和谷歌与强大的国家合作,分享这些国家被法律禁止自行收集的信息。总的来说,网络技术的提取维度现在是普遍性、侵入性和不可避免的。现在并不是一个农民和地主的时代。尽管如此,贫富之间的差距正在拉大,这得益于一套差异化的法律体系,它在保护公司、业主和房东的同时,却使工人和下层阶级遭受痛苦和监禁。

腹地化

新封建主义的第三特征是具有高度分权性的空间格局。传统封建制度下的城邦中心会受到周全的保护,通常是生机勃勃的,中心外围是广阔和荒凉的庄稼地,即腹地。我们可以将这种空间定性为城镇与乡村、市政中心与郊区外围、城市社群与农村周边的区隔,或者更抽象地说,这种空间性是内部与外部的隔离,是安全与危险,繁荣与绝望之间的分裂。伍德(Wood)曾有过这样的结论:中世纪的城市本质上是寡头政治,“统治阶层通过商业和金融手段,为国王和教皇攫取巨额财富。总的来说,统治阶层控制周围的乡村[…]以获取更多财富。”。在城市外围生活的多是游牧者和无定所的游民,他们面对的是难以维继的生活窘境。可怜如斯,他们也想寻求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但在现实中总是碰壁,无法逃脱悲惨的命运。

美国的腹地建立在贫瘠和损毁的土地上,那里有对繁荣的资本主义的幻想。在曾经光辉岁月里,这片土地曾让那些希望自己和子女的生活有实质提升的人流连忘返。另一方面,由于工业资本遗留下来的廉价劳动力,腹地客观上已经为新封建制度的剥削模式做好了准备。美国腹地的居民不再从事工业生产,而是依赖仓库,呼叫中心,小超市和快餐店提供的工作而生存。菲尔·尼尔(Phil A. Neel)的新书《腹地》(Hinterland)描述了中国、埃及、乌克兰和美国的城镇划分模式,基本上都是由荒废的外围腹地和濒临超载的城市组成。

从政治角度讲,腹地居民频繁的反抗运动体现出腹地的衰败。反抗围绕环境问题(水文环境与排放问题)、围绕土地(土地私有化和征用)、围绕公共服务缺失(医院停业和学校停课)。在美国,枪支政策使腹地与城市对立起来。我们可能还会注意到,腹地与城市中心的格局被重新划分,这既表现在对贫困地区的抛弃上,也表现在对中产阶级的掠夺中。城市变得更加富裕,也有更多的人无家可归——想想旧金山,西雅图,纽约,洛杉矶。

社会再生产受到的关注,实际上是对腹地化的关注,也就是说,这是社会对城市丧失再生产能力的现状的关注。这表现为自杀率上升,焦虑和药物依赖增加,出生率下降,预期寿命降低,以及在美国,大规模社会枪击案件频发。上述情况多发生在基础设施崩溃,饮用水出现危机和空气糟糕的地区。腹地的惨状篆刻在当地居民的身体和村庄上,随着医院和学校的逐渐关闭,以及基础服务减少,当地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绝望和未知。

灾变

最后,新封建制度带来了碾压性的不安和焦虑。是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不安。在严重不平等和全球变暖的背景下,资本加速剥削社会剩余价值的灾难在真实发生。

资本主义演变成类似于中世纪的、高度剥削的社会和经济关系:财富的高度集中以及贫困的普遍蔓延

一种轻浮的、神秘的新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放大了世界末日般的不安,这种不安似乎正在逐渐被神秘主义,技术异教徒和反现代主义者所接受。例如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拥护的神秘的荣格主义和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提出的陆权对抗海权的地缘政治主义。我们可能还会注意到,像贝宝(PayPal)的创始人,亿万富翁彼得·泰尔(Peter Thiel)提出自由与民主互不相容。像这样的科技新派主张正在崛起,早在2012年的一次演讲中,泰尔解释了封建制度与科技初创企业之间的联系:“(初创企业)的创始人或首席执行官没有绝对权力,企业更像是古老的封建结构。人们赋予高层各种权力,但出了问题人们就开始责怪他们。”泰尔与其他硅谷精英一道,保护自己的财产不会受到民主化的冲击,因此提倡撤离和隔离战略,例如海上生活和太空殖民,他们能从免税政策中获得财富。极端资本主义进入到新封建主义的去中心化阶段。

对于那些处于新封建制度底层的人来说,比起能减轻绝望、麻木、无休止的苦役之痛的药物、酒精和食物,意识形态无法解决焦虑和不安全。艾米莉·冈德尔斯伯格(Emily Guendelsberger)认为不断革新的技术监控对工作造成极大的压力——因为监控可以探测到雇员迟到几秒钟、发生了哪些不符合规定的小事、使用洗手间的次数,因此雇员处处面临被解雇的风险。重复性的、低创造性的、高压力的工作,与“抑郁和焦虑”直接相关。被广泛采纳的为灵活工时制,意味着职员的工作不稳定;薪水也总在无知不觉中被克扣,意味着职员的收入也不可靠,总之,工作过程充满压力,令人窒息。新封建制度的灾难可能是个人的,家庭的或地方性的。如果几代人都经历了这种灾难,那么很难再为气候变化而烦恼(因为已经习惯了,且没有精力分神)。

III.

将目前的不稳定资本主义视为“后资本主义时代”、“新封建主义时代”有什么好处?对于像科特金(Kotkin)这样的保守派来说,“新封建主义”的理论假设有助于他们确定自己想捍卫的目标——碳资本和美国的生活方式,以及锁定他们需要与之对抗的对象——以牺牲中产阶级为代价的部分资本主义精英,即绿色高科技企业家及其在金融领域的盟友,新封建主义是反应社会的一面镜子。其另一个作用是帮助工人阶级争取特定资本,即能源,房产和大型农场。

对于左翼人士来说,当前主流的政治冲突是由新自由主义引起的。时至今日,主流冲突已不是民主主义对抗法西斯主义。尽管这一提法受到自由主义者的欢迎,但考虑到金融家、媒体和房地产大亨、碳资本家和科技亿万富翁等寡头的反对势力,这一提法毫无意义。从法西斯主义抬头威胁的民主国家的角度看待目前的现状,人们的注意力从对资本全球化的愤怒和不满中转移了。右翼政治化的背后是经济学:复杂的资本互联会产生极端的不平等,赢家通吃。而全民右倾,是对这种不平等加剧的佐证。当左翼势力薄弱,或政治表达被主流媒体或资本主义政党阻挡时,民众的愤怒就会被其他愿意攻击该制度的人表达出来。现在,极右翼份子代替弱势发声。因此,新封建制度迫使我们正视极端经济不平等对政治、社会和制度的影响。这让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亿万富翁囤积了数万亿美元的资产,把自己困在自己的桎梏里,而数百万人沦为气候难民,数亿人的生活前景黯淡,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仍在加剧。

如果没有“双赢”的可能,就没有“平等”的可能。

新封建制度也标志着劳动关系的变化。社会民主的前提是劳资双方达成妥协。全球北方大部分国家的劳动组织保障工人阶级与资本家合作,换取部分美好生活。而工党的失败和随后的福利国家瓦解应该一劳永逸地证明了:与资本主义剥削相妥协的战略已经破产。然而,仍有部分社会主义者期待更友善,温和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好像资本家会为了友好而投降,好像他们不受市场逻辑的约束,好像股票回购比生产投资更具吸引力的市场逻辑似的。新封建主义的假说告诉我们,任何以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为前提的劳动斗争都将失败,资本主义已经变得糟糕透了。

在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北方国家中,多数人从事服务业。普通公民的手机、自行车、汽车和房屋已经失去了个人财产的特征,转变为生产资料或用于收取租金的质料。消费品和生活方式与商业的平台捆绑在一起,成为平台积累流量、赚钱的手段。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没有财产的下层阶级,只有通过满足高收入者的需求才能生存。根据劳工统计局的一份报告显实,在未来十年中,就业数量增加最多的岗位是个人护理,是为人们洗澡和打扫卫生的助手,而不是医疗工作者。统治阶层对广大佣人的依赖——清洁工,厨师,杂货店,收银员,送货员,仓库工作人员等等——表明了斗争的新场所,即工人可以发挥优势的领域。护士,亚马逊职工和其他工人的罢工应该盯住富人的需求,用阻止富人满足需求手段换取自己的生存条件。如果资本主义下的劳动斗争发生在生产环节,那么在新封建主义下,劳动斗争则发生在服务领域。

最后,新封建制度是一个能让我们认清当前左派主要弱点的思想:主流左派思想是力挺新封建制度的思想,并不是反对。现实中,技术主义思潮和平台的存在加剧了等级制度和不平等;地方主义鼓励区域分裂;市政社会主义又肯定了与腹地化有关的城乡差距。故此,持续强调生存水平极其重要,农村经济不仅对生活在城市中的地球的那一半人口(包括82%的北美和74%的欧洲人),而且对因气候变化、战争和商业土地盗窃而流离失所的数百万人来说,都是必须的。居住在腹地的百姓面临政治、文化、经济和气候问题,这些条件使他们无法通过农业工作生存下去,基本收入来源是无法维持的零工及务农。这点收入只够维持腹地人民的基本生存,却远不足以让普通人置业。灾变变成了毁灭希望和努力的时髦消极情绪,好像未来无关紧要。

综上所述,当前左翼观点表明:自给自足的农业和手工奶酪生产的小作坊、生存主义者和高科技工人的未来,也许被排挤在城市的边缘。这样的群体以共同的方式再现了他们的生活,然而他们所再现的共同之处必然是小规模的、局部的、地方性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具有“排他性”和“精英性”的特征,排他性的,因为他们的数量必然是有限的;精英性,是因为他们的愿望是文化上的特定而不是广泛的。

带有新封建主义色彩的左翼目标,并不是以解放有偿、低偿、无偿的工人阶级为愿景,他们没有考虑到“看不到的工人”。当工作是可以虚拟的——左翼认为可以采用“仿真”这一概念——它看起来要么是浪漫的无风险农业,要么是技术工作,总之,都可以理解为“虚拟劳动”。到目前为止,公开报道呼叫中心工作的繁琐程度令人咋舌,更不用说诸如脸书(Facebook)这样的网站公司,因其监控干扰而引发的人工劳动创伤,“虚拟劳动”的这样的思路存在缺陷。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虚拟劳动”同样会抹去基础设施的生产和维护,社会再生产所需的大量劳动力,以及基本的国家结构。

因此,新封建制度假说让我们看到了主流左派思想的吸引力和弱点。它们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们与主流群体产生共鸣;他们之所以软弱,是因为这种主导意识只是新封建主义倾向的一种表现。

正如封建关系在资本主义中持续存在一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会在新封建主义中存在。所不同的是,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层面——征用、统治和武力——已经变得更加强大,以至于劳动力市场不需要自由和平等,甚至政府管理,也不再有意义。这意味着租金和债务会逐渐大于利润,而且工作量也会超越工资水平。当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会发生什么?它通过数字网络和大众化的个性化媒体生成、封闭和挖掘人类生活的特征。这种自我淘汰的过程产生了新形式的主奴关系、极度的财富和极端的不平等,正是这种普遍的、分裂的失衡,迫使在腹地生活的人民萎靡不振、徘徊不前。

文章来源:

Jodi Dean, Neofeudalism: The End of Capitalism?,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May 12, 2020

网络链接: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neofeudalism-the-end-of-capitalism

译者介绍

刘昭媛

北京大学2018级法律硕士,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孙晋

希望通过翻译工作理解他者,同时被理解的学生仔。

“法意看世界”2018年卷是在2016年、2017年卷的基础上,对西方思想界和公共舆论界的讨论进行持续的追踪和记录,并通过这种方式,形成记录西方舆论的“思想年鉴”。本卷的主题主要有:(1)反思当下世界秩序演变,并在此基础上呈现欧美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的危机与转变;(2)记录欧美主要思潮演变,主要包括自由主义的反思、保守主义的再造;(3)记录欧美政治制度的蜕化,主要包括民主的危机和精英政治的黄昏,民粹主义的挑战;(4)记录有关身份政治和阶级政治的讨论,从文化和经济层面,展现欧美民主政治的内在紧张。对于当下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幻,本书提供了一种观察视角,为我们理解大国竞争的逻辑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思想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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