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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打工15年,为家人触底逆袭,“含泪活着”的中国父亲如何感动全日本?

“黑”在日本15年,中国父亲出走半生,只为和家人在更高处相见。负债出国,非法打工15年,任性的中国父亲重新书写“活着”的韧性。上海男人丁尚彪可能是全日本最出名的“黑工”。上个世纪的知青回城,在中年时为了虚无缥缈的“留学梦”远赴日本,却阴差阳错地成为非法打工者。在异国的逼仄角落里用力地生活,躲过了警察、移民局和失业潮,用15年的时间最终把国内的女儿送入美国名校学医,完成一场漫长的逆袭。跟拍他十余年的纪录片《含泪活着》曾经创下富士电视台的播放记录,3年后,念念不忘的日本人把它搬上院线,依旧火爆,甚至超过同期大片《阿凡达》。

如果说,在海外留学务工的人是漂泊的候鸟,那像丁尚彪这样非法居留的黑户,注定只是吹落到异国他乡的一粒微尘。而这粒随时可以被清扫出境的微尘“一生悬命”的真实经历,或许的确是比《阿凡达》更动人的故事。

出走东京

中年人的孤注一掷

1989年,35岁的丁尚彪登上了飞往日本的航班。此前,仅有小学学历的他很早就被分配到安徽乡村里务农,在那里与同乡陈忻星相恋并结婚。上山下乡运动一结束,他们先后回到了上海。重回故乡,他已经错过了考大学、学技术的机会,所以“超龄”的丁尚彪只能在一家工厂食堂里上班,做着随时可以被取代的工作。“很难很难再向上走”。他的前途一片渺茫。偶然间,丁尚彪用5毛钱买到了一家日语学院的资料。看着上面陌生的文字,他突然意识到,“出国留学”可能是黑暗中的一条出路。但留学同样意味着不小的债务,42万日元的学费,是当时丁尚彪夫妻15年的工资。不过“东京街头可以捡彩电”的说辞实在太富有诱惑力,四处借债后,丁尚彪带着留学梦来到日本。按照出国前的规划,他先来到位于北海道阿寒町的一家学校学习语言,想要从这里出发,念大学,挑战命运。阿寒町的意思是“不变、不动”,这个在北海道边陲的小镇有温泉、公园和宁静的风景,但过于宁静,以至于没有什么生机。在如今的日本地图上,已经找不到“阿寒町”这一行政单位,1989年,来到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很快就被现实打了一个耳光,阿寒町经济凋敝,根本无法半工半读。而政府和学校渴望留住学生,对他们严加管理。某一个深夜,丁尚彪和伙伴们轻装简行,逃离阿寒町,徒步走向遥远的车站。开往札幌的列车还有一分钟发车时,这群逃犯一样的人跳进了车厢,最后辗转数千里来到东京。然而,东京并没有接受他们的转校申请,一夜之间,丁尚彪和伙伴们集体成了非法滞留人,连自由回国也受阻。远离故乡、流落异国,在这片土地上的 “存在”本身都违反了法律。梦碎时刻,出于一种本能的反抗,丁尚彪留在了东京,靠打黑工赚钱,想要先还清债务。90年代的东京,街头霓虹闪烁,电车叮叮当当驶过,世纪末的电子音乐响彻大街小巷,上班族、涩谷辣妹、各国游客在这一“世界的十字路口”交汇,这座城市是缤纷的。而35岁的丁尚彪,开始辗转于工厂和饭店后厨,晚上12点,最后一班电车驶过后,再沿着空荡荡的铁轨回家。所谓的家是一间逼仄的一居室,楼梯总容易嘎吱响,他只能“踮着脚慢慢向上走着”。对他这样的人来说,这座城市是孤独的。35岁,在中国人的年龄尺度里,距离“立足人生”过了5年,距离“不再困惑”还有5年。35岁的丁尚彪没有想到的是,已经吃够了下乡的苦的他,又要在另一片土地上,以陌生的身份和依然艰难的命运展开交手。这或许就是“外出”的风险,对于上个世纪的“底层人”来说尤为如此。孤注一掷前,外面的世界好精彩,但是因为生存的渴望而把筹码用力抛出去的人,更容易发现这个世界的无奈。事已至此,对处在困顿中的人来说,即使面对着软梯,也是要一言不发地努力攀上天的。

日暮里”的重逢

96个小时的限定温柔

“丈夫35岁借债去日本留学,8年不回来,留我一个人抚养女儿”。这样的标题放在如今的互联网,大概率是要被大骂“渣男”,刷屏劝分的。现实中,这正好是丁尚彪的所作所为。他离开家时,女儿丁晽还在上小学,妻女相依为命,用现在的话来说,陈忻星过着“丧偶式育儿”的生活。在东京,丁尚彪贫穷成了习惯,他曾经得意地向镜头展示过自己如何在厨房里洗澡,把塑料布架起来,中间放水,洗完之后把水倒出去,不会漏到地板上。 作为一名资深的“黑工”,丁尚彪考了好几张技术证明,建筑工、修理工….基本的岗位都能做,和他一起“黑”在东京的同伴,有的找了女朋友,有的置办了家具,只有丁尚彪“钱揣在兜里都不知道怎么花”,每月都准时打钱回国。大部分的黑工在政府的严厉打击下被接连发现、赔上一笔后强制遣返,丁尚彪是其中的特例,只有他坚持每年缴税,随身带着所有的税单,某天在街上被警察盘问时,这些比日本人还细致的信用证明让他免于牢狱和强制遣返。而支撑他的最大动力,其实就是培养女儿出国深造,“把接力棒交到她手里”。幸运的是,丁晽拿到了那根接力棒。1997年,她收到了纽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丁晽计划在东京转机,她有24小时的入境签证,能够和父亲见一面。但由于丁尚彪没有合法的身份证明,无法进入成田机场接女儿,两个人只能在名为“日暮里”的车站见面。时隔八年的亲人在异国重逢,没有拥抱、没有牵手,还没来得及流泪,老丁本能地接过行李,端详一会儿,说出那句中国式父亲的口头金句:“你到外面要好好减肥了。”一会儿,老丁再次表达对女儿的关心:“双眼皮在上海开的?”对此,女儿的回复是:“等会儿这段让他们剪掉…..”这是许多中国家庭特有的交流方式,毫不煽情,阔别8年,一见面还是不给彼此执手相看泪眼的机会。10几个小时过后,父女再次分离,成田机场的前一站,丁尚彪开始抹泪,车门一开就逃下车,站在月台上看着女儿的背影,而女儿在车厢里泣不成声。5年后,这样的场景再次发生。被拒11次后,陈忻星的赴美探亲申请终于被通过。这一次,她有72小时的时间跟丈夫见面。13年没见的老夫妻在异国郑重其事地开始了新婚一般的约会。3天里,丁尚彪带着妻子看东京湾大桥,逛浅草寺,吃大阪烧,在上野公园看樱花,和年轻人一起合照。两个逐渐走向暮年的人,抓住时间的间隙,在倒数声中过一次缺席已久的恋人生活。美好到让弹幕集体“姨母笑”的画面里,背景音乐响起的却是《Time to say goodbye》。这是极致的残酷,极致的悲伤,也是极致的浪漫,极致的温柔。这种甜苦交织的极致不止一次地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出现。大多数人的记忆里,都有一个像日暮里车站一样的限时回忆。或许是年后回城前夕,和父母连夜收拾行李,看着他们打包各种土特产,不喂饱行李箱不罢休。或许是登上婚车的前几分钟,母亲在车窗外牵女儿的手,语无伦次地说着嘱咐的话。又或许是时隔很久的回到老家,爷爷奶奶在后视镜里一直挥手,直到消失在下一个拐弯。相聚总归有时,而距离和时间的拉长,让这种甜蜜和苦涩长久地留在记忆里。这让漂泊和离开变得不再只是一件坏事,至少它教会我们珍惜。

归来又离开

任性与韧性

2004年,丁晽考入美国医学院,不再需要父亲的资助。推开世界的门15年后,丁尚彪终于踏上回程的路。向移民局“自首”,回国,丁尚彪正式拥抱了家乡和自由。按照惯常的逻辑,是时候享受晚年生活了。但是丁尚彪转而进入了日资厂做翻译。2009年,丁尚彪和妻子来到美国与女儿居住,又再次捡起打工的老本行。去建筑工地做小工,给中国超市送货,去日料餐厅当厨师。尽管早就不再有经济上的考量,丁尚彪被女儿称为“任性的老顽固”,但依旧停不下来地工作,想要体验作为新移民的生活。如果要说丁尚彪在日本15年的黑工经历赋予了他什么的话,最明显的可能就是这种“一生悬命”的职人的自觉。用一生忠于一事,即使已经给出了接力棒后,也不轻易离开跑道。在今天的世界里,跨越国境变得频繁,飞机起起落落,人群熙熙攘攘,探讨人生的巨著被摆在机场书店里最显眼的角落。所有的行走都必须高效,成功和爱情成了速食品。如果没有老丁的故事,我们很难再如此近距离地感知“活着”本身的韧性。他像极了余华笔下的人物,像《活着》里的福贵,像卖血的许三观,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被命运抛在角落里时,孤独、隐忍、坚持,哪怕含着泪也要走完这条路地“活着”。这是“从前慢”的时代中遗留下来的生活本性,或许也能成为每一个在南墙边徘徊,在逆境中埋头的人如今所需要的行囊。人生如逆旅,我们始终都处在不断的奔赴中,奔向北上广、又逃离北上广,在出国、考公、跳槽的热潮里分秒必争地冲向下一个落脚点。但总有一些时间,是需要像老丁一样,慢慢地、坚持地熬过来的。在这段时间里,沮丧和悲伤是一定的,也很难逃脱出怀疑的情绪,但仍然有很多事情,比如变得尤其珍贵的情感,比如通过时间鉴定的真心,又比如终于达到的自我的沉静,都值得我们去好好珍惜。在这段时间里,不妨也做只无脚鸟,日复一日地扇动翅膀,总有一天也会到达属于自己的远方。撰文:虾饼 李子高图片:来源于纪录片《含泪活着》编辑:吴司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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