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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地,等待新生

撰文/ 吴傲寒

编辑/张硕

新发地被按下了暂停键,不是定格,而是清空。蓝色的铁板和黑色的铁栏将新发地紧紧箍住,隔绝了它与外界的联系,也令它与昔日的热闹绝缘,近160个足球场大小的市场让给了消毒水和正在腐烂的货物。一名在隔离区外的工作人员告诉AI财经社,如今市场内早已空无一人,各个交易大厅每天至少要进行两次消毒,重点区域则要进行六七次。这几天,他已经习惯了卡车将各种果蔬、肉类和冰鲜运出时发散的酸臭味,但有时还是会忍不住惋惜,“都是好东西啊”。鲜有行人的街道空旷起来,店铺关了,生意少了,地铁桥的影子和桥下趴活的货车一动不动,司机们和执勤的保安坐在阴凉处打盹,只有京良路上稀稀落落驶过的车辆才会撞散四处弥漫的倦意。这可不是新发地本该有的模样。曾有人说,新发地是北京最先醒来的地方,实际上它日夜不眠。2000多个固定摊位、4000多家定点客户、1500名市场管理人员和日均过万的人流,正常情况下,新发地每天可以吞吐1.8万吨蔬菜、2万吨果品、3000多头生猪、1500多只羊、150多头牛和1500多吨水产。很多繁忙的商户们只有春节才能休息一天,每笔交易都在阐释着“北京饮食文化的灵魂”。从原始的农村市场到首都的菜篮子、果盘子,新发地既承担着北京80%以上的农副产品供应,也因对周边环境的压力而数次被提上外迁议程。6月14日,又有人在网上向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提出建议,“强烈建议疏解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解决脏乱差”。新发地就是这样一个富有传奇色彩也充满争议的地方。这里既培育了100多位年交易额过亿元的“单品经营大王”,也上演着众多籍籍无名的小经营者们的奋斗故事;这里既见证了一个家族的崛起,也伴随着村民们因集体利益分配不公而接连数次未果的检举……这个夏天刚刚开始,它又被疫情以一种不幸的方式推到了漩涡的中心。

休市

一切都来的悄无声息。6月12日,因为一个同乡过生日,邹鹏和几个好友聚到了后半夜,回到新发地时已是凌晨一点多钟。这时,从张家口赶来的周康刚刚将一车圆白菜卸给客户,他驾车离开时,新发地还一切如常。在刘峰的计划中,一个客户将在凌晨四点钟买走他2000斤“白不老”(一种豆角),剩下的1000斤则会卖给长期合作的小商店,等所有囤货都卖完后,他打算“观望几天”。曾在北京经历过“非典”的邹鹏自称是个十分“敏感”的人,在得知新发地牛羊肉交易大厅关闭后,尽管他所在的蔬菜大厅相去甚远,但还是取消了一笔本该在6月14日送达的订单,“当时我就想,新发地人员太杂,事情绝不简单”。凌晨三点,新发地市场中的商户们仍在一如既往地忙碌,他们并不知道,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和卫生健康委员会已经联合下发了《关于新发地批发市场暂时休市的公告》。其中写道:自6月13日3时起,新发地批发市场暂时休市,进行全面的卫生整治和环境消杀……市场重启时间将另行公告。邹鹏最后一单生意终究没有做成。当新发地的管理人员通知清场时,他正在和员工将豆角过秤。收到通知后,他原想把存货装车运走。可是在装货过程中,一直有管理人员前来催促,后来外面响起了警笛,邹鹏“一下子就慌了”,简单收拾后便匆忙离开。“脐橙大王”马国水当晚没去新发地,他从来自员工的一通深夜电话中得知了市场被封的消息。尚在从湖南押货回京途中的刘峰,则是在朋友圈里看到了其他商户分享的视频,他赶忙电话通知员工,交代存货如何处理,可得到的答复却是:市场限流,货物不准带出。清场工作持续了几个小时。当刘峰在早晨七点钟左右回到新发地时,市场已经完全封闭,而许多商户却还没离开,他们依然在等待着市场的最新通知。也有人“抢救”出了一部分货物,便在隐蔽的角落卖给了附近的居民。但是,大多数商户都没有机会运出自己滞留在市场内的财产,比如邹鹏的3000斤豆角、马国水价值六七十万元的水果、刘峰的大半车桃子和两台电子秤……还有一些商户,选择了将不易保存的货物就地销毁。在一则网络上流传的视频中,一个男人将镜头对准一堆被抛弃的各色货品,略带叹息说:“草鱼扔了几十袋,小2000斤哪。扔吧,扔吧,新发地(变成)垃圾站啊。”离开新发地回到居住的小区时,邹鹏注意到一个平日”风风火火“的女人正在楼下偷偷抹眼泪,他与对方打过几次照面,知道她的生意做得比自己大很多,相应的损失肯定也要大得多。邹鹏本想上去安慰几句,结果对方反而劝他,“没事,理解(疫情下的休市),一切都会过去。”作为震中,新发地共有40处环境被检验出新冠病毒,在休市整治后,由它带来的余震却还在继续着。牛羊肉交易大厅和其他重点区域的商户均被集体隔离,新发地周边11个小区全部封闭。截至发稿,北京已经有包括新发地所在丰台花乡地区在内的2个高风险地区、33个中风险地区,北京持续新增病例大多与新发地相关,而河北、辽宁、四川、浙江和河南等五省也相继出现了关联病例。

新商机?

6月14日,新发地总计619亩的5个临时交易区启动,并号召商户入驻。AI财经社实地走访位于国际名酒城场地的临时交易区发现,这是一块经过简单平整过的土地,为防尘土飞扬,数辆洒水车轮班作业,提醒人们佩戴口罩的语音广播随处可闻,商户们散落其间进行露天交易,新发地似乎又回归了最初的本色。据一位管理人员介绍,这里原本是一片民房,大多出租给新发地的打工者和货车司机。2018年西红门发生火灾事故,这里被拆除后就一直空着。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两年之后,这里又以这种方式和新发地产生了联系。在听说新发地休市整治并启动临时交易区的消息后,一个商人的直觉告诉王鹏:这里可能蕴藏着新的商机。王鹏在河南做洋葱生意,他立即采购了一车洋葱,连生活物资都来不及准备就连夜驱车从河南焦作赶到国际名酒城,成为第一批入驻临时交易区的商户。结果没有令人失望,四吨洋葱不到两天便售罄,他连忙打电话托人从河南运来了36吨。众多类似王鹏一样的商人也纷至沓来。AI财经社了解到,新发地临时交易区24小时营业,不收取摊位费,只需经过病毒核酸检测后便可入内经商。据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平均每天进场接受核酸检测的商家大概有30户左右,多的时候数量过百。公开报道显示,6月16日至17日两天内,新发地临时交易区内发货车辆达到372辆,蔬菜交易量约为2880吨,水果交易量5440吨,蔬菜交易量日环比增长近四成。不过,沉浸在喜悦中的王鹏尚没有意识到,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正在悄然中调节着市场。在新发地等农贸市场先后休市、北京疫情防控升级后,为了保障首都蔬果供应,在国家相关部门协调下,北京市、河北省在平谷马坊、河北高碑店等地设立了蔬果等物资多功能中转储运站,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山东、河南6省市也成立联保机制,加强与北京对接,而首批来自高碑店的蔬菜已于6月18日运达首农集团西红门蔬菜存储库。6月19日,发改委在官网上回答记者提问时称,“目前北京蔬菜、水果购销秩序逐步恢复,货源供应较为充足……成品粮储备可保障全市32天市场供应,食用油储备可保障29天。”在国家调控和市场作用下,当新一批洋葱送达时,王鹏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货卖不动了”。刚来时,他的洋葱1块钱一斤都有人抢着要,可现在卖5毛钱也无人问津。遇到采购千斤以上的大客户,王鹏甚至会将价格降到4毛,如此一来,他的利润空间只剩1毛钱。即便如此,王鹏卖货的速度也只有原来的一半,两天只卖了两吨左右,这次北京之旅让他切身感受到了市场的供需规律,“货少时,卖多少钱都有人要。货多时,卖多少钱都有人挑”。邹鹏尚在隔离,可他也时刻留意着市场的情况。新发地刚休市时,他得知一个朋友的豆角被人以每斤6块钱的价格收走,他“感觉世界疯了”。可是最近两天,他又听说价格回落到了三块钱左右的正常水平,这才舒缓了他那颗牵挂自己滞留在新发地的3000斤豆角的心。当然,“货卖不动”的原因除了市场大环境影响,还有就是散客的流失。刘峰从朋友那里借来了一台电子秤,但他依然还是只能做按箱批发的生意,“人们不是被隔离了就是被疫情吓怕了,哪里还有人会出来买东西。”6月18日早晨,在新发地临时交易区,一位住在附近的老人拖着小拉车逛了好久,结果发现新发地已经大不如前,这令他大失所望,他对AI财经社感叹道,“怎么搞得还不如早市?”马国水的生意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他做的是精品水果的一手批发,前来采购的都是合作多年的老主顾。他告诉AI财经社,生意真正开始出现下滑其实是2019年10月以后,“交易量也下来了,价格也下来了”。这位曾经年交易额高达2亿元的脐橙大王将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啪嗒一下,人们手里就没钱了”。生意的放缓,令王鹏终于有时间可以简单安排自己的“北漂”生活。他从旧货市场买了一张折叠床和其他生活用品,在货车的车厢里睡了个囫囵觉。更多的时候,他坐在摊位上抽着烟,一边等待客人,一边盯着剩下的30多吨洋葱发愁。好在洋葱容易储存,王鹏还有时间消化,可是这批货卖完之后呢?“说不准是不是会留下来”。事实上,在决定来京时,他就没有为自己设定归期。

财富与梦想

像王鹏一样,每个来新发地打拼的人都曾有过令人难忘的奋斗经历。2004年,刘峰随几个同乡一起来北京做建筑工人,后来又来到新发地当搬卸工,一天只能赚几十块钱。他当时住在附近一个冬天没有暖气的出租屋里,十平米左右的小房间却住了六个人,好在一个床位每天只需要8块钱,一夜劳累过后,没人会在乎生存环境如何。有一件事令他记忆犹新。那年冬天,刘峰将刚领到手的工资寄给家人,可是在回来的路上却遇到了劫匪,对方用刀顶着他的心口,抢走了他的手机和身上所有现金。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不得不每天靠酱油拌面勉强度日。后来,刘峰自己做起了生意,从新发地进货,再去市里卖货,赚取其中的差价。这种原始的倒买倒卖令他在随后的几年中积累了足够的资金,随后便在新发地租了一个摊位。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如今他已儿女双全,在老家全款购买了两套房子。“脐橙大王”马国水出生在河北易县,当地人对经商抱有成见,认为商人都是“二流子”。马国水的父母也不愿他学经商,认为那是不务正业、好逸恶劳的事。可是,贫穷的生活和致富的愿望还是令他违背了父母的意愿,独自揣着10块钱路费离开故乡。1991年,这个20岁出头的农村小伙子乘坐公交车来到六里桥,马国水对AI财经社回忆称,当时北京三环路还没修完,坐在302路公交车上,看着外面的陌生景象,他的心里感到迷茫,“出来闯一闯,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刚来北京时,马国水在大钟寺附近的老虎庙跟着自己的表哥学做生意。每天清晨,两人从四季青农田花30块钱买三畦水菜,再骑着板车拉到皇城根去卖。看到收益不错后,马国水渐渐动了自己单干的心思。他从表哥那里借了30块钱,又淘来一辆废旧自行车、两只蔑篓子和一杆秤,开始了独自经商的生涯。单干后的第一单他就净赚了18块钱,相当于在老家干好几天的搬运工。马国水的流动菜摊只摆了一个多月,看到其他人做水果生意更加挣钱后,他便果断转行,从大钟寺到四道口再到新发地。从零一步步成为“脐橙大王”,马国水经历过车祸、受骗,也见证了新发地早期的无序和混乱。马国水对AI财经社回忆称,2005年他刚来到新发地时,铁路桥以南的水果区是刚做起来的,商户还不是很多,可当时也很混乱。他刚来不久,就遇到了两个“市霸”来收保护费,“人单势孤”的马国水找到时任新发地市场部经理的张月琳才得以解决。2008年,马国水只身一人去江西信丰采购“赣南脐橙”。可是,到达信丰时已是尾期,马国水抓紧在当地找了个小伙子替他采购,还借出去了5000块钱。当他要回京时,却遭到了赖账,多亏一个当地人出面,马国水才将钱要回来。从那以后,两人合作了十几年,互为代办替对方找货销货。如今,对方的生意从马国水眼中的“一般般”,做到了比自己还大。在马国水看来,做生意就是要相互成就, 而这种关系,同样也适用于他和新发地之间。2009年,信丰政府来新发地做赣南脐橙推介会,受到了新发地的帮助和支持,撮合此事的马国水曾在接受采访时称,“如果没有市场这个平台做背景,当地政府也不可能对我有这么大的扶持力度。”而马国水的“国水”牌水果,在最高时曾为新发地贡献了200万吨年交易量和2亿元的年交易额。2015年劳动节,马国水收到一则来自新发地董事长张玉玺的短信,称商户是新发地的衣食父母,“没有你们就没有新发地”。同时,新发地也承载着5000余家商户、几十万个个体谋生、致富的奋斗梦想。几年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张玉玺也曾用一句话概括新发地的立足之本,“市场就是商贾云集”。在新发地,像马国水一样白手起家的“经营大王”们还有很多,比如从包葱做起的“大葱大王”毛勇习,再如从帮工发展成“毛豆大王”的谷志龙……2014年,新发地首批评选的经营大王只有10个,2016年,数字变成了81个,而到了2018年,“大王”的队伍扩大到了100人,有信息显示,在新发地5000余家商户中,年交易额过亿元的就有168家。如今的新发地已不仅仅一个农贸市场那么简单,它还是一家广泛涉足物流、地产和物业等诸多业务的集体企业。

谁的新发地?

新发地一带在元朝时曾是皇家狩猎场,明末动乱时期京城郊外居住的看坟户聚集于此,守护附近连片的坟地,也因此被命名为“新坟地”。直到1958年,坟地被夷平,大量闲置土地被开辟为新的农田,新发地的名字也由此而来。由于地处南北交通要道以及蔬菜生产基地,新发地也成为菜农们集中摆摊卖菜的地方。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菜贩子看到商机前来低价采购,再高价卖到市里。久而久之,在新发地村外的马路旁就自发形成了一个农贸市场,热闹的景象会从凌晨三四点持续到八九点。不过,初期市场的无序经营严重影响了交通,为此北京公交公司还曾专门去丰台区政府告新发地村的状。在数次驱赶无果后,1988年,在当地一位田姓工商所长的建议下,张玉玺带领15名青年,用丰台区、花乡镇和新发地村共同筹集的15万元,用铁丝在15亩土地上围出了新发地农贸市场——这便是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张玉玺用“3个15”创业的故事。在如今的股权归属上,新发地约65%的股权最终指向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农工商联合公司(以下简称新发地联合公司),工商资料显示,后者的法定代表人为张伟,企业类型集体所有制。公开报道显示,张伟是张玉玺的外甥,同时也是新发地村的村书记。新发地联合公司是村办企业,上世纪八十年代时,张玉玺曾担任副总经理。2010年,新希望集团曾与新发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012年,北京市政府以1.8亿元的资金收购了新发地22%股权,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然而,在这家集体企业的背后,却被涂抹上了浓重的家族色彩。新发地成为北京新一轮疫情震源后,其总经理张月琳被免职处理。公开信息显示,张月琳是张玉玺的儿子,也是新发地村党委委员,而由他担任法人和高管的十多家公司全部都是新发地的关联企业。事实上,若梳理新发地高层名单,会发现其中大多都是张氏家族的成员。而以“新发地联合公司”为中心,张玉玺家族的资产版图不断扩张。工商资料显示,新发地联合公司共对外投资设立22家企业,涉及房产、建材、物流、旅行、蓄电池、陶瓷、医疗、浴池、服饰、出租汽车、洗车厂等数十种业务。据《法制与社会》杂志报道,2018年,曾有新发地村民集体举报张玉玺将村集体的企业变成家族企业,“部分领导以个人名义成立私有制的公司,再让自己私有的公司来参与集体企业的运营,以达到掠夺集体财产合法化的目的。”据以往新发地村民反映的信息显示,当初他们响应号召贡献土地入股,眼看着新发地不断发展壮大,经济效益也逐年提升,但自己的分红却没得到明显改善。在新发地每年几十个亿的营收下,平均每个村民只能分红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除此之外,村民们还曾反映过自己合法的选举权也没有得到保证。据以往媒体报道显示,新发地村和集体企业在张玉玺上任几年后就不再“真正地选举过代表”,“这些代表都是领导指定的,指定谁是代表谁就是,开会的时候,都是领导制定好的一些决策或者已经出来的结果需要通知一下,到会上后就只能举手同意,谁要是没有举手同意,那下次就没有谁了。”伴随张玉玺红与黑以及新发地去与留的争论已经持续了数年,而此次新发地经历休市整治后,又将人们对这个市场及其背后家族命运走向的猜测推向了高潮。不过,这都是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当下,受影响最大的还是被隔离的商户们。周康说他每天都在关注着天气的变化,心绪也会不由自主地飘到几百公里之外的张家口,那里有他两百亩等待采摘的圆白菜。刘峰心心念念的除了滞留在市场内的半车桃子,更为重要的却是那两杆秤,对他而言,桃子烂掉尚可接受,只要秤不丢就好,他说,“对于一个买卖人来说,秤丢了买卖也就丢了。”马国水每晚都在猜测自己那六七十万元的货是不是已经被处理掉,好在新发地已经通知他登记了信息,不过也没给出具体解决方案。邹鹏没有接到登记信息的通知,也从未收到过任何一个董事长的短信, 他目前被隔离在新发地经营者乐园里等待着核酸检测结果。几年前,女儿也出生在这套小两居室里,他说自己已经把新发地当成了“家一样的地方”。疫情之下,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解封,新发地被暂时画上了逗号,而后面的故事,还需要无数个邹鹏续写。(文中邹鹏、周康、刘峰、王鹏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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